汉代简牍帛书书法艺术的发展
在西汉晚期造纸术发明之前，古人的普遍书写材料是竹木简牍。直到东晋以后，
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纸才逐渐取代了竹木嫌帛。西汉至东汉中期以前社会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仍然主要是竹简和木牍，我们今天通过考古发掘所能看到的这一时期的主要书法遗迹也以简牍为主。帛书则因为丝帛价格高昂，不可能普及，只能用于某些特殊场合，而且不容易保存，因此汉代帛书的数量虽然众多，能保存至今且被考古发掘的很少。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为我们留下了汉代帛书的珍贵资料。这一批帛书都书写于西汉早期，包括帛书《老子》、《周易》以及其他一些先秦古籍及地图等，共约12万字，为多人书写。其中《老子》甲本秒写于汉高祖时期，字体为古隶，接近篆书，字形较长，和秦代隶书差别不大，同音假借的现象比较普遍，它说明秦代的“书同文”工作贯彻得并不彻底。《老子》乙本约抄写于惠帝和吕后时期，字形以扁方为主，波碟等分书特征比较明显，工整、端庄而富于变化。马王堆帛书为我们留下了隶书从古秦隶向汉代隶书过渡的典型遗迹。
除了马王堆帛书之外，最著名的汉代帛书遗迹是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书写于一幅红色丝织物上的墨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用篆书写成，为当时出人边境关隘的官方通行证。篆书规范飘逸，说明当时在重要的正式场合仍然习惯于使用篆书。
汉代简牍有一定的制度。竹简主要用竹片削制，然后编制成册，以利书写保存。木质的简牍多以松木、柳木为主。汉代的简册按不同的书写内容有一定的长度规定，一般的简片长23厘米左右，宽1厘米，厚0.2至0.3厘米。汉代的1尺约合23.5厘米，一般简札约长1尺，这类竹简主要用于书写普通书籍、书信和文牍，所以后世以“尺牍”作为书信的代称。皇帝的诏书长1尺1寸，有时使用专门的书体书写。儒家经典的长度为2尺4寸，即55-56厘米。官府文书用简长2尺，称为“檄”。书写法律条文的竹简长3尺，为汉简中最长的。根据形制的不同，汉代简牍的其它称呼还有检、揭、笺、棨、符、褐、刺、觚等。
西汉时期的竹木简牍解放以后陆续发现许多，其书法风格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有较大变化。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西汉初期竹简，书写于汉文帝时期(前179-前157)。（来源 书法屋：www.shufawu.com）虽非一人所书，但风格基本一致，无论是结体还是用笔，都保留了浓厚的篆书体势，并且与湖北云梦睡虎地所出土的战国秦简隶书相一致。其书写的明显特征是起笔逆锋顿按，运笔时逐渐上提，收笔不回锋，头粗尾细，婉转弯曲，形成一种十分独特的风格，这种运笔方法奠定了后世隶书笔法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不少字都出现了波碟变化，如? “瓦”、“寸”、“衣”等字。这种波磔特征的出现使隶书的点画显得飘逸流动，增加了美感和变化。
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隶书在字形上很不统一，往往连偏旁部首也不相同，这是因为当时的隶书还在发展演变之中。与马王堆汉墓同时的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简牍和云梦西汉墓策中的情况与此类似，说明当时的隶书刚刚从六国文字演化而来，还远未成熟。同时期的书法遗迹还有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的竹木简牍(书写于汉文帝十五年之前)、马王堆三号墓帛书、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木牍、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的书写于文帝、景帝时期的竹简《孙子兵法》等。这些书法遗迹因书写者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韵，有的端庄严谨，有的飘逸清秀，有的纵横捭阖，各具特色。
汉武帝时期，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日渐增加，政府公务日渐繁忙。在广大的西北地区，汉军将匈奴势力驱逐出河西走廊，并在这一地区设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在与匈奴接壤的居延海沿线修筑亭障，并派兵长期驻防。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又建起了东起五原，西至居延的边防障塞。随后，汉朝大军又进取西域(今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河西走廊成为汉军往来的主要通道。从西汉至东汉中期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戍守在这一地区的汉代边防士卒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简牍，保存了丰富的书法资料。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地下出土汉代竹简的数量有限，人们对西汉隶书缺乏认识，而认为西汉没有像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那样波碟分明的隶书书法。20世纪70年代西北大量汉代简牍的出土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大量资料证明，至迟在汉武帝统治的中晚期，体势横扁、波磔分明的隶书已经基本成熟。如敦煌汉简1922号简，其结体完全取横式，字形扁阔，左右波磔明显，点画丰肥，已经非常成熟。汉宣帝、元帝和成帝时期的汉简隶书书法，其风格尽管不一，但点画转折之处用笔方折转换，起笔逆锋而入，收笔波碟分明，充分向左右延展，提按分明，节奏感强，充分表现出毛笔书写隶书的跳荡变化之美，说明此时西汉隶书已经完全成熟。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廓四十号汉墓所出土的大批竹简，均用工整匀称的隶书写成，用笔逆入平出，蚕头雁尾，结构宽扁，波碟分明，形态舒和俊雅，与东汉晚期《乙瑛碑》、《张景碑》等著名碑刻的用笔结体十分相似，已经完全脱尽了篆书笔意。
结体横扁的隶书之出现，除了追求书写速度之外，可能和竹简这种特殊书写材料有关。在宽度只有1厘米左右的竹简上书写文字，若体势狭长，则长仅1尺的竹简所能容纳的字数实在太少，而军务繁冗，所需书写的文字量又很大，只能在汉字的结体上下功夫。而横扁的结体可以使竹简容纳最多的字数。如武威出土的《仪礼》简乙本，一片竹简上居然可以书写123个字。只有个别字，主要是一篇文字完结之后的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笔，往往尽情挥洒，又粗又长，十分醒目。熟练之后则追求飘逸的美感，因此波磔分明的点画成为书写者的首选，而个别汉字的最末一笔，如“年”、“命”、? “府”等字，由于是竖笔，为追求书写的潇洒，兴之所至，常常写成长长的一笔，显得十分突出。
西北汉简中还有一部分汉简上所书写的汉字十分古怪，如敦煌木简的1459A, 1459B,1460A., 1460B等，其内容是《仓颉篇》。结字怪异，主要运用篆书笔法和结体进行书写，而很少流行隶书的意味，篆非篆，隶非隶。这种现象说明篆书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已经比较陌生，然而努力书写，就像今日没有文化的书法爱好者偏偏要写几笔篆书以证明自己有文化一样。
隶书在日渐成熟的同时，也在同时向草书和楷书演进。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约书写于汉成帝时期(前32一前7)，书法结体渐方，左敛右舒，用笔跳宕变化，轻盈飘逸，顾盼生姿。一些撇、捺笔画和部分竖笔已经和后来楷书的撇、捺非常接近。
东汉前期的汉简隶书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晚期的风格，而隶书波磔的点画特征更加鲜明。东汉中后期，由于西北地区逐渐陷入混乱，特别是汉桓帝延熹年间以后，西域失去控制，驻守西北地区的军队也逐渐减少，为我们留下的简牍不多。甘肃甘谷县东汉墓出土的桓帝延熹元年至二年(158-159)的23枚木简，内容为当时的宗正府卿刘矩上给汉桓帝的奏折，以诏书形式颁布地方州郡奉行，属于官方文书。其书写形式为每块木简上书写两行隶书。由于这一类官方文书的书写者是当时州郡的书佐或令史，所以可看作是东汉书佐一类以书法搜长的地方官吏书法代表。这些木简书法的结体和用笔风格与著名的《曹全碑》极其相似，都是中心结构紧密，字形横扁，撇、捺等主笔肆意延展，飘逸不群，起笔用笔勾超分明。与之相类的还有《阳嘉残石》(阳嘉二年)和《孔彪碑》(建宁四年)。所以，这种隶书风格在当时的书佐、令史一类人物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出土的汉代简牍中还有一种书体值得注意，即当时用于书写诏书或官方文书的检、揭、桨信一类。因为要悬挂于公共场所以使更多的人知晓，所以字体较大。更重要的是，为了有别于正文，其题头往往在书写上进行创新，主要是字体大，笔画粗，笔画转折处用笔方折，有的竟然与清代隶书家金农所创造的“漆书”极其相近。
隶书在书写的时候将速度加快，波碟不明显，用笔平直，就会出现后世楷书的点画特征，这一类隶书在汉代简牍中已经出现。它们也说明从隶书向章草、楷书和行书的演变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只是成熟的时间有先后早晚之分而已。
